关于性的历史

18117273 · 发表于 2024-2-22 18:10:13

本文选自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
在这篇文章中，福柯对西方的所谓“性科学”提出质疑，将其与中国、日本、印度、罗马以及阿拉伯社会中的“性爱艺术”作了对比，并且认为二者是相互对立的。
——李银河《性爱二十讲》

如果大家同意以上两点（即话语煽动和性倒错的插入两个问题），我想大家也会说三个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话语不是稀少了，而是增多了；如果说它自身带有禁令和忌讳，那么它还从根本上确保对一切性犯禁的强化和引进。
这一切在本质上只是起到了一种防卫作用。大家这样谈论性话语，发现在引入性犯禁的同时它已经释放缓解、分离开来，其实这只是在掩饰性：一种遮遮掩掩的话语和一种离散的回避。

至少在弗洛伊德之前，关于性的话语——包括学者和理论家关于性的话语——也是一再对自己谈论的对象遮遮掩掩。我可以利用所有这些言谈的对象、细小的设防和详尽的分析，从中一步步地勾勒出难以忍受的和非常危险的性真相。
大家要求根据纯洁的和中立的科学观点谈论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事实上，这是门懂得如何规避的科学，因为在无法或拒绝谈论性本身时，它特别关注性的偏差、倒错、特殊的反常、病理学无法对付的障碍和严重的病态。
这同样是一门本质上服从于道德律令的科学，它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这些道德律令的。说真的，它到处引起恐惧。它把影响代代人的臆想出来的罪恶王朝归因于性的些微波动。它向全社会证实羞怯的人的偷偷摸摸的性习惯和最冷僻的小小性怪癖都是危险的。它还认为在享用奇特的性快感之后就是死亡：个体的死亡、一代代人的死亡和人类的死亡。
它因此与一种立场坚定却又会泄露真情的医学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停地表白自己的厌恶之情，急于得到法律和舆论的支持，它宁愿听命于秩序的权威，而不顺从于真实的要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率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甘愿自欺欺人，与自己的斥责的对象沆瀣一气，既不可一世，又卖弄风情。

01它留下了一整套病态的淫猥话语，这是19世纪末的特点。

像伽尔尼耶、布耶、拉杜塞特这些法国医生都是没有名气的淫猥话语的记录者，而罗里纳则是色情诗人。但是，在这些暖昧的快感之外，它还要其他权力。它把自己打扮成健康律令的最高权威，在新的防菌话题下，重提过去对性病的恐惧，同时收集进化论者的伟大神话，把它们与最近的公共卫生制度扯在一起。
它声称要确保社会团体的物质活力和道德特性，许诺淘汰有性缺陷的人、变性的人和性退化的人。它还借口生物学的和历史的迫切要求，证明国家种族主义是正当的和迫在眉睫之事，并且把它们根植于“真理”之中。
一旦比较这些人类性经验的话语和同时代的有关动物与植物的禁衍的生理学，我们会立即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基本理性方面显得单薄，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在知识的历史发展中，它们被单列出来。它们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奇特区域。
在整个19世纪里，性内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记载中：一类是有关生物繁衍的生物学，它依据普遍的科学规范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类是性医学，它服从的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构成规则。在这两类知识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和相互建构。
与第二类知识相比，第一类知识只是扮演着虚幻的遥控角色：一种整体担保。在这种整体担保的庇护下，各种道德障碍、经济的或政治的抉择和传统的恐惧都能够再次被写入统一和科学的词汇之中。
这一切就好像存在着种对有关人类的性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的理性话语的根本抵制。这种水平差意味着这种话语的目的不是说出真相，而只是阻止真相在此出现。
对于生物繁衍的生理学与性医学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仅限于认识到一种科学不平等的发展或一种理性形式的水平差，还必须看到另一点。

02前者属于一种支持西方科学话语体制的宏大的认知意愿，而后者属于一种非认知的僵化意愿。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世纪有关性的学术性话语不仅浸透了天真和轻信，还有一贯的盲目：拒绝睁眼看和倾耳听。
但是，它拒绝去看、去听的东西其实已经被大家展现出来了，或者已经被我们说出来了。因为它只是没有认识到与真理的根本关系的基础。规避、阻止进入真理以及遮掩真理：这许多局部的策略通过遮遮掩掩和最后关头的迂回，给予了认知的本质意愿一种吊诡的形式。
不愿认识，这也是求真意愿的一次变故。夏尔科的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是一个例证：这是一部庞大的观察装置，有检查、询问和实验的功能，但是它只是台煽情设备，可以当众表演，有着小心借助乙醚或戊基硝酸盐来表演病态发作仪式的场所，有着对白、接触、抚摸和医生用一个手势或句话所引发或抹去的姿势之间的相互作用。
它还有着一套等级森严的人马，他们窥伺、组织、倡导、记录和报告，累积了一个金字塔般的庞大的观察记录与文件库。然而，误解机制正是在这一走向话语和真理的煽情基础上起作用的。
因此，一旦在公开咨询中碰上“那个”问题，夏尔科就用手势打断谈话；而且，顺着那些记录病人们对性的叙述和演示，以及医生对性的观察、探询和诱导的卷宗，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关性的内容逐渐被抹去，那些公开发表的观察记录更是完全略去了有关性的内容。
在这一历史中，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对性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也不是他们诊断错误，而是他们围绕着性和针对性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示真相的机器，尽管它在最后关头又会掩盖真相。
换言之，重要的是，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或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

03性的真相成了本质的、有用的或危险的、珍贵的或可怕的东西。
简言之，性已经被构成为一种真相赌注。
因此，需要弄清楚的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某个人发现的新的理性入门，而是19世纪留给我们的这一“真相与性的相互作用”的逐渐成形（和转型），虽然我们对它有所改变，但是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摆脱了它。
误解、规避和迂回只在这一说出性真相的奇特事业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一事业不是起始于19世纪，尽管那时的“科学”规划已经赋予它一种独特的形式。相反，这一事业是一切变态的、天真的和狡黠的话语的柱石。长久以来，性知识似乎一直陷在这些话语之中。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真相的宏大程序方面，像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一穆斯林等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性爱艺术”（ars erotica）。根据性爱艺术，真相是从快感中抽象出来的，它被理解成实践和经验。
理解快感不是从一种允许和禁止的绝对法律出发，也不是以有用性为标准的，而是首先对快感自身而言，根据快感的程度、特别的质量、延续的时间和在身心中的影响来认识快感。为了从内部煽动性和扩大它的影响，这一知识最好应该逐渐地返回到性实践中。
因此，这就构成了一种必须保密的知识，不过，它保守秘密不是因为对其对象不名誉的猜忌，而是出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必要，因为根据传统，一旦泄密，它就会失去影响和价值。这样，与保密大师的关系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事情了；只有他才能够用秘密传授的方式引导弟子逐步接受性知识及其严肃性。
这一传授艺术所产生的功效比起让弟子照着他的单调乏味的秘诀去做要大得多，它应该会让弟子恍然大悟，从而获得老师赐予的恩惠：绝对控制肉体、独一无二的愉悦、忘却时间和限制、获取长寿的配剂、驱除死亡及其威胁。

04我们的文明没有“性爱艺术”。
相反它是唯一实行“性科学”（scientia sexuahs）的文明。或者，确切地说，为了说出性真相，在许多世纪中发展出一套套纳入到不同于秘授艺术和教授秘密的权力一知识的严格形式之中的程序：它着重的只是坦白。
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把坦白作为人们期盼真理展现的主要仪式之一。1215年拉特兰会议颁布的忏悔圣事的管理条例和随后忏悔技术的发展，在刑事审判中诉讼程序的衰落、罪状考验（誓言、决斗和上帝的判决）的取消和审问与调查方法的进步，皇家政府愈来愈多地介入违法案件的审查以致牺牲了私下和解的做法，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这些都促进了坦白在世俗权利和宗教权利的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
“坦白”一词及其司法作用的演变就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坦白”，其他人就赋予坦白者社会地位、身份和价值，换言之，“坦白”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的行为或思想。长久以来，个体是通过其他人和表明与其他人的关系（家庭、忠诚、保护）来证实自己的，然后大家根据他能够或应该谈论他自己的真实情况的话语来确认他。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
不管怎样，从各种考验的仪式、传统权威作出的保证、见证以及观察和演示的学究程序来看，坦白在西方已经成为了最受重视的展现真相的技术之一。从此，西方社会成了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
坦白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法庭上，在医学中，在教学中，在家庭关系中，在恋爱关系中，在最平常的关系中，在最庄重的仪式上。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坦白自己的罪恶，坦白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坦白自己的过去和梦想，坦白自己的童年，坦白自己的疾病和不幸。
大家还努力准确无误地说出难言之隐，公开地或私下地向自己的父母、教师、医生的爱人坦白。至于无法向他人启齿的快感和痛苦，大家会自我独白，或者写进书中。大家坦白，或者被迫坦白。
当坦白不是出自自愿，或者是出于某一内在命令使然，那么它就是被迫的，即大家把它从荫蔽的精神中或肉体中强行驱赶出来。中世纪以来，拷问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坦白，当坦白者想回避时，拷问就会助其回答：这是一对黑色双胞胎。像最温柔的慈爱一样，最血腥的权力也需要忏悔。

05西方人已经变成了坦白的动物。

无疑，这也在文学中引起了某种变化：人们从以英雄叙事或“考验”勇敢和健康的奇迹为中心的叙述和倾听的快感转向了一种以从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的文学。
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不仅在自我之中，在某个遭遗忘的知识中，或者在某一原始的踪迹中，而且在对自我的拷问中探寻与真理的根本关系，因为对自我的拷问可以通过许多瞬间印象给出基本可靠的意识，现在，坦白的责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与我们深深地混为一体，以致我们不再视之为约束我们的权力所为。
相反，我们以为，作为我们自身秘密的真相“要求”的只是展现出来。如果它达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是因为有一种压抑约束了它，这种权力以暴力压迫它，它要最终被坦白出来，只能付出一种解放的代价。
一旦被坦白出来，权力也就默不作声了。真相并不属于权力秩序，而是处于一种与自由的原始亲缘关系之中。这些都是“真相的政治史”必须推翻的哲学的传统主题。它指出真相本质上不是自由的，错误也不是：真相的展现完全浸透了权力关系。坦白就是一个例证。
为了让对言论和思想的审查和禁止起到基本作用，我们必须用这种坦白的内在技巧来约束自己。
为了相信我们自由地谈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再被重复的必须说出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记忆所及、我们遗忘的内容、我们掩盖的内容、被掩盖的东西、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对象和我们不想思考的对象的重要律全，我们必须形成一种颠倒的权力表象，这是一代代西方人从事的巨大工作，旨在造成——其间，其他形式的工作都是为了确保资本的积累——人们的奴性。
我的意思是指，它把人们塑造成具有双重意义的“sujecs”（臣民和易患病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在13世纪初叶，要求全体基督徒遵守每年至少一次的跪下忏悔自己一切的错误的律令是多么过分。
我们还想到，七个世纪之后，一个无名的基督徒在大山脚下遭到了塞族人的抵制。他们的首领要求他写出自己的生平。当他拿着几页皱巴巴的纸，在黑夜中潦潦草草地写完之后，塞族人连看也没看，只是对他说：“重新开始吧，说出真话。”那么，大家非常强调的语言的著名禁忌真的必须让人们忘掉这坦白的千年桎梏吗？
然而，自从基督教忏悔出现之后，直到今天，性是忏悔的首要材料。也就是有人说的隐秘。但是，它是否就是大家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坦白出来的东西呢？
是否掩盖性的责任只是坦白性的义务的另一面（愈是精心掩盖性就愈显得坦白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愈是要求一种严格的坦白仪式和承诺一锤定音）？在我们的社会里，从近几个世纪的发展来看，性是否就一直处在从未变质的坦白体制之中呢？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把性纳入话语之中和异质性的播撒与增强也许是同一展布的两个要素。
因为其中心要素坦白是真诚地叙述性的特殊性，所以这两个要素就借助坦白联结起来。

06“性爱艺术”
在希腊，真相和性是通过身体之间传递重要知识的方式在教学法形式中联系在一起的，性是这些知识传授的工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相和性是通过必须详尽地说出个人隐秘的方式在坦白中联系在起的。但是这一次，却是真相充当性及其展现的工具。
但是，坦白是一种话语的仪式，其中说话主体与叙述内容的主体是一致的。它也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的仪式，因为我们坦白时至少要有一位说话对象，他不仅是对话者，而且还是督促坦白、强迫坦白、鉴定坦白和介入坦白，以便评价、惩训、原谅、安慰和调和坦白者的权威。
在坦白仪式中，真相是从为了表现自己而必须扫除的障碍和抵制中证实自己的。最后，在坦白仪式中，唯一的陈述活动是独立于它的外在后果的，它在陈述主体那里引起了内在的变化：它宣布他是无罪的，它让他赎罪和纯洁了，它让他减少了自己的错误，它让他自由了，它许诺他获得了拯救。
在许多世纪里，性的真相至少本质上是处于这话语形式之中的。它不再处于教育形式之中（性教育局限于各种普遍的原则和审慎的规则），也不再处于知识传授的形式之中（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对性保持沉默的实践，而且增长见识或者成熟起来的活动只是让它成为笑料或者野蛮的东西）。
不难看出，这种形式是与管理“性爱艺术”的形式相去甚远的。在内在于自身之中的权力结构的支配下，坦白话语无法像在“性爱艺术”中通过主人的最高意志自上而下，而是来自下面，像一种被迫的交代，通过几种不可推卸的限制，突破压抑或者遗忘的束缚。
话语认定的隐秘与它必须说出的对象的高昂代价、少数安心享用它的人是无关的。而是与话语不为人知的狎昵及其一般的淫猥分不开的。它的真理不是由权威和它所传承的传统来担保的，而是由说话者与说话内容之间的联系和话语属性决定的。
相反，控制的权威不是在说话者的一边（因为他是受到限制的），而是在屏息聆听者的一边，不是在知道和作出回答的人的一边，而是在不去了解而去质询对象者的一边。这种真理话语最终不再对接受话语的人，而是对摆脱话语的人产生了影响。
我们和这些坦白出来的真相一起远离了有关快感的知识传授及其技术与神秘主义，我们也不再属于一个把性的深奥知识纳入秘授之中的社会，而是属于一个围绕着隐秘的缓慢泄露来获得关于性的深奥知识的社会。
直至今日，坦白一直是支配真实的性话语生产的基础。不过，它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它一直被紧紧地束缚在忏悔的实践之中。但是从清教主义、反改革运动、18世纪的教学法和19世纪的医学出现以来，它逐渐地摆脱了自身仪式的区域性和专一性，向四处传播。
人们把它运用到一系列的关系上：儿理医师、犯人与专家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坦白的动机和结果已经多样化了，其形式也是如此：有拷问、咨询、自传、书信等。它们被记录、抄写、收集在文件中，发表和评论。
但是坦白如果不是向其他领域敞开，那么至少是向浏览其他领域的新的方式敞开。它不仅仅是要说出性活动是怎么一回事，还要在它之中和围绕着它恢复解释它的思想、伴随它的观念、印象、欲望、内在于它之中的快感变化及其特性。毫无疑问，社会第一次倾向于煽动和理解个体快感的隐秘。
于是，坦白的步骤向四处播撒，它们的限定呈多样分布，它们的范围也扩大了：它逐渐地构成了一种性快感的庞大档案馆。长期以来，这个档案馆随着自身的建成不断地被忘却。它不留痕迹（基督教的忏悔就是这样要求的），直到医学、精神病学和教学法出来把它巩固起来为止：先是康帕和萨尔兹曼，随后卡恩、克拉夫特·埃平、塔尔迪厄、摩勒、哈维洛克·埃利斯小心地召集了所有性不协调的平庸的抒情诗人。
这样，西方社会开始对它们的快感进行没完没了的记录。它们为此建立起各种标本，并且加以分类。它们还把日常缺陷描写成奇怪的现象或者是激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当然，嘲笑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并不难，因为在描述“道德犯罪”或“遗传器官的偏差”时，他们又夸张地为自己理应说出的粗话道歉。而我却想向他们的严肃性表示敬意：他们具有历史事件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里，最独特的快感都被要求去掌握有关自身的真实话语，后者必须与谈论身体和生命的话语——科学的话语联结在一起，而不再与谈论罪恶和拯救、死亡与永恒的话语联结在一起。
于是，发生了语言地震，产生了一种不可能的事物：一种科学—坦白（une scienceavcu），一种依靠坦白仪式及其内容的科学种以这种多样的和固执的强迫索取为前提的、以坦白说不出口之事为目标的科学。
当然，这是令人难堪的。当科学话语必须承担起所有这些低级话语时，人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厌恶在19世纪里被高度制度化的科学话语。还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悖论：对构成一种主体科学的可能性、内视的有效性、生存的自明性或意识的自我存在的冗长讨论无疑问答了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话语的功能的内在问题。
即我们能够把根据旧日的法律的和宗教的坦白模式进口的真理生产和根据科学话语的规则进口的对隐秘的强迫索取联结起来吗？我们同意有些人认为的，性真相在19世纪里通过一种可疑的障碍机制和一种话语的核心缺陷被空前严格地忽略了。
这里，缺陷不再是指话语的缺乏，而是指太多的话语，即话语不断的增加与重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介入到两种真理生产的样式之中，坦白的步骤和科学的推论。
因而，我们最好是不再统计19世纪使得性真理的话语得以繁殖的错误、幼稚和道德主义，而是弄清这种对性的认知意愿（它规定了现代西方人的特性）让坦白仪式在科学调节的图式里发挥作用的步骤：我们是怎样最终用科学的形式构成了这种巨大的和传统的性坦白的强制要求的呢？
１．通过一种“让人开口说话”的临床规范：把忏悔与检查联结起来，把自我叙述和一整套可以辨识的符号与症状联结起来，把审讯、严谨的调查表、催眠与重复回忆、自由联想联结起来。这些方法都是把坦白程序纳入到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察的范围之内。
２．通过一般的和播撒的因果性公设：必须坦白一切和能够拷问一切，这两者是根据性被赋予一种取之不竭的和多样的因果权力的原则来证实自己的。性行为中最为隐秘的事件——无论是偶然的，还是反常的，是内亏的，还是过度的，应该能够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存过程中产生各种最富变化的结果；几乎所有的病症或肉体的不适都被19世纪认为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性的原因所造成的。
从儿童的不良习惯到成人的痨症、老人的中风、神经疾患以及整个种族的退化，那个时代的医学编织出了一整套性的因果关系之网来解释它们。这在我们看来，也许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关于性是一切事情的原因的原则则是一种技术需求的理论本质：即在科学的实践中启动坦白的程序，其中坦白既要彻底，也要详尽和持之以恒。因为性带有无穷无尽的危险，所以人们必须对性进行详尽的审问。
３．通过性本身内在的潜在性这一原理：如果说必须通过坦白的技术来获得性的真相，那么这并不是仅仅因为它难以启齿，或者说受到要保持体面的禁忌的警告，而且还是因为性的功能晦暗不明，因为它在本质上飘忽不定，其能量与机制不易观察，因为它的诱发力量也是部分地隐藏着的。通过将它与科学话语相结合，19世纪改变了坦白的方式；它不再只是关注说话的主体所要掩藏的是什么，而且关注对于说话者自己来说什么东西掩藏了起来，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坦白活动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而且在坦白中，询问者与被问者各就各位。作为性经验的本质的潜在性原则使得人们有可能把对人们艰难坦白的督促与科学实践结合起来。因为性真相隐藏了起来，所以必须用力把它揭示出来。
４．通过解释的方法：如果说人们必须坦白，那不只是因为听取坦白的人有权力原谅、安慰和指引，而且还因为如果想获得科学上的有效性，坦白者与听取坦白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便是产生真理的工作的必经之路。性真相并不只是存在于通过坦白把它以完整的形式揭示出来的说话者的身上。
它的构成分为两个部分：它显现在说话者身上，但是不完整，而且很盲目，只有在聆听者的身上才变得完整。说出性真理晦暗不明的真相，这是聆听者的任务：他必须通过对坦白内容的分析来揭示坦白。
听取的人并不只是一个宽容大师和进行判决或开释的法官；他将是真理的主人，他的作用是进行解释。关于坦白，他的权力不仅是在坦白之前要求对象坦白，或者在坦白之后作出判决，而且是要根据自己的分析来建构真理的话语。在19世纪里，坦白不再是一种考验，而是一种符号，性变成了一种有待解释的东西。这样，19世纪就有可能让坦白的程序在科学话语的正规形式之中运作。
５．通过对坦白效果的医学化：坦白及其效果的获取被重新规范为医疗活动的事情，这首先意味着性的领域已不再仅仅用错误或罪愆、过度或犯禁等观念来说明，而是根据正常与病态的体制（它只是对其他体制的转换）来分析。
人们第一次界定了一种性的病态。性表现为一种极为脆弱的病理范围，是其他疾患反应的表征，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病性学的中心。这些病情包括本能、偏向、意象、快感与行为等。这还意味着坦白将从医学干预中获得意义与必要性，它为医生们所需要，成为诊断的必要条件，而且在治疗中效果明显。如果及时跟适当的人讲，并且通过既是它的持有者又是应该对它负责的人来讲，真理便恢复了元气。
让我们从几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07我们的社会在与性爱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便被赋予了一种“性科学”。
确切地说，它一直在完成产生真实性话语的任务，并且艰难地让古代的坦白程序适应科学话语的规则，从19世纪发展起来的性科学自相矛盾地将强迫彻底坦白的奇特仪式作为自己的核心，而这种仪式在基督教的西方国家曾是产生性真相的首要技术。
从16世纪开始，这种仪式渐渐地从忏悔圣礼中脱离出来，并且经过心灵的引导与良心的指引——道德手段——转向了教育、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家庭关系、医学以及精神病学。
无论怎么说，150年以来，一种产生真实的性话语的复杂机制被建立起来了。它横跨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因为它把古代的忏悔律令与医疗问诊的方法联系了起来。正是通过这一机制使得作为“性经验”的这个东西能够表现为性的真相及其快感。
性经验：它是构成性科学的并且与缓慢发展起来的话语实践相关联的事物。这一性经验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它说明了一种多少为意识形态歪曲了的表象或一种由禁忌造成的误解；它们对应于一种必须产生性真相的话语的功能性要求。性经验处于一种坦白技术和一种科学话语的交叉点上，在这里大家必须找出一些宏大的调节机制（问诊技术、因果关系的前提、潜在性原理、解释的规则、医学化的律令）。
因而性经验被定义为“本质上”是一个容易受到病理过程感染的领域，因此要求治疗或规范化手段的介入；它是一个意义有待分析的领域；一个被特殊机制所掩盖的过程；一个许多不确定的因果关系的焦点；还是一种必须同时揭发和听取的含糊的言语。
正是话语的“结构”——我指的是它们固有的技术，其运作的必要性，它们所采用的策略，它们背后的权力效果——正是它而不是表象的系统，决定了它们说出的东西的根本特征。性经验的历史——即作为真理的一个特殊领城在19世纪发生作用的历史——首先必须从话语历史的观点来研究。
为此，让我们提出一个一般的理论假说。19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无论它是人们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社会，并没有对性采取根本拒绝承认的态度。相反，它将整个机器都运作起来，以产生真实的性话语。
它不仅谈性，强迫人人谈性；而且还系统地阐述性的规范真理。它好像要怀疑性里藏着一种根本的秘密，好像它自己需要这一真理的产生，好像重要的是性不仅要被纳人快感的结构之中，而且被纳入有序的知识体制之内。
于是，性逐渐成为重点怀疑的对象，具有渗透在我们的行为与生活的普遍的和令人不安的意义，它成了罪恶的威胁向我们袭来的必经的脆弱之处；成为了我们每个人都带在自己身上的恶的断片。它是一种一般的意义，一种普遍的隐秘，一种无所不在的原因，一种永无休止的恐惧。

因此，在这一性的“问题”（有双重意义，作为询问与置疑，以及作为对坦白的需要与整合到理性范围的需要）中，出现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我们要求性讲真话（然而，由于它是秘密的，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把讲述那最终被揭示并解释的性的真相的任务留给了我们自己），我们要求它将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或者说，要它说出我们认为自己在直接意识中拥有的这一四处潜逃的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

我们通过破译它所告诉我们的内容而将它的真相告诉它；它则在释放那些潜逃的东西的过程中将我们自己的真相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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