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代 廷 杖 探 析1-2

春雨惊春

摘 要：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关键词：廷杖；法外刑；重典治吏；文官制度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0）03-0093-08
“廷杖”，顾名思义就是封建帝王在朝廷上杖①打大臣。这种刑法古已有之，“东汉世祖之杖丁邯，明帝时九卿皆鞭杖；隋高祖好于殿廷大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唐玄宗之杖蒋挺、姜皎于朝堂”，但是还只是偶一为之，明代才真正将廷杖“直与国运相始终”〔1〕，殆近于一种制度，是与“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并列的粃政之一。对此史家多有论及，但并非题无剩义，研究还有待深入。笔者不揣浅陋，草就此文，敬请方家指正。
终明一世，廷杖作为法外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2〕，其施杖的数量、轻重完全取决于当政者心情。廷杖地点设在北京故宫午门前，但也有例外。宪宗朝给事中韩文、梁璟、王诏等“劾都御史王越，且辞侵两宫”，激上怒，即被“逮至文华殿拷讯”，杖几死〔3〕。“南京行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岁祲请振，帝摘其疏中讹字,令锦衣卫收稿日期：2009-11-26作者简介：徐春燕，女，河北泊头人，史学博士，河南省**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史。诣南京午门前，人杖二十。”但次数极少，以至于“正德间，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矫旨杖三十”，因为“南京禁卫久不行刑”，只得“选卒习数日”后，方能“杖之”〔4〕。
廷杖有一番固定的程序，大致为皇帝下令，司礼监出帖并加盖印信，刑科给事中签批，然后厂卫拿人。崇祯朝李清有：“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帖至科，俟签押持去”，“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5〕的记载。嘉靖年间，吏部尚书林俊曾说：“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以，非必欲堪烂其体肤而至之死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三五臣，容厚绵底衣，重毡迭帊，然且卧床数月而后得痊。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之惨于杖死。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臣又见成化诏狱诸旨，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司参送法司议罪，中间情重者始有来说之旨。部、寺覆奏，有降调之旨。今 一概打问，无复低昂，恐失旧典，非祖宗仁孝之意。”〔6〕从中可知，武宗时廷臣始褪衣受杖，且不管身犯何罪，“一概打问”，有了滥刑趋势。《张文宁年谱》记录了正德五年（1510）恶贯满盈的大宦官刘瑾受杖时的情景，其打、问情节描述较为详细：旧历午门前，只于锦衣卫直房门首。是日拿瑾才定，不知何官，传言上御门，拿瑾向前，拿到午门御道东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璋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传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着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言，则各官校齐声答应如前，响振殿庭。刘瑾则洗剥反接，二当驾官揪其脑发，一棍插背挺直，复有一阔皮条套其两膝扣住，一棍压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拦马。五棍毕，一官叫唤，邀喝答应，一一如前。打四十后，方问。据邓之诚考证说：“他书记被廷杖者，亦五棍一换，有‘打着问’与‘好生打着问’之旨。张谱所记，颇与之同。疑打问即廷杖也。”〔7〕至于刘瑾享用的是否为自己发明的“裸杖”，张谱中未提及，但世宗朝竟出现了朝服受杖之咄咄怪事，倒颇新鲜：“正旦朝贺，（世宗） 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8〕明末清初的散文家魏禧在其所著《明遗臣姜公传》中详细记录了姜埰被杖的场面：上（思宗）怒。公（姜埰）、（熊）开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珰曹化淳、王德化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杖数折，公昏绝不知人〔9〕。这与清人胡承谱在《只麈谈》中描述的大体一致，后者当为明代中、后期廷臣受杖的大略情形：凡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午门外。每一入门，门扇随阖，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襞衣，执木棍林立，司礼监宣驾帖讫，坐午门西墀下左，锦衣卫使坐右，其下绯而趋左者数十人。须臾，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一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环列者群和之，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诸地，几绝者外恒八九〔10〕。该段文字中提到的“用心打”，应该同于林俊疏中的“好生打着问”，受杖者一般无生还可能；而“着实打”就同“打着问”，受杖者往往还可拣回一条性命。故事，北京行杖司礼太监监杖，南京守备太监监之，有时皇帝出于某种动机还会亲自为之。嘉靖十三年（1534），给事中张选因言获罪，尚书夏言为之求解，结果“帝愈怒，责言等党比。命执选阙下，杖八十。帝出御文华殿听之，每一人行杖毕，辄以数报。杖折者三。曳出，已死。”〔11〕隆庆二年（1568）正月，吏科给事中石星因为“恶言讪上，无礼”〔12〕，被廷杖六十，穆宗也曾“御五风楼潜察杖者”〔13〕。行杖者为锦衣卫精心挑选的专业执棍手，技术非同一般。据说“诸恶少年习杖时，先缚草为二人，一置砖于中，一纸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砖者视之若轻，徐解而观，则砖都裂；杖纸裹者视之极重，而纸无分，能如是则入选”。杖责轻重取决于察言观色获得的信息。“司礼监、锦衣卫上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轻重，匪独察二人之语言辨其颜色也。黠者每视其足，足如箕则囚可生；尖一敛，则囚无生理矣”〔14〕。如果不按照当权者的意志行事，擅自作为，他们会受到严厉处罚，“正德初，凡忤刘瑾意者，辄下锦衣卫窘辱之。有指挥牟斌者，独留心善视，瑾怒，杖之阙下，勒令闲住。”〔15〕故世人感慨，“以朝臣之死生，恣阉竖武夫之喜怒，真可叹息痛恨也”！〔16〕受杖者虽然被动，大抵也会做些准备，“凡廷杖者俱预知状，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药，节啬以待，然间有死者”。景泰五年（1454）廖庄被杖则是一个意外。他为立太子事上疏，“久留中不报矣。以母忧领勘合入见，景皇想旧事，大怒，命锦衣卫着实打八十，送吏部贬驿丞。此而不死，真天祐也。”按当时有经验的刑官说法“凡卒然予杖，即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难毙，盖心血不上冲故也”〔17〕。廷杖对官员身心的摧残是巨大的，除了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许多记录幸存者的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廷杖的惨毒。姜埰受刑，“杖数折，公昏绝不知人。公弟垓时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饮之。名医吕邦相夜视公曰：‘杖青痕过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创处，七日而痛，为君贺矣。’半月去败肉斗许，乃甦。”〔18〕神宗朝“谏止江陵夺情被杖诸贤，闻吴、赵稍轻，然亦创甚。第二疏为沈、艾，则加重矣，最后邹元标入，杖最毒”〔19〕。“稍轻”者吴用行、赵用贤“受杖毕，校尉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加重”者沈思孝、艾穆“皆八十加梏堣，置之诏狱。越三日，以门扉舁出城，穆遣戍凉州。创重不省人事，既而复苏，遂诣戍所。”〔20〕沈思孝“杖之日，交右股于左足之上，以故止伤其半。出则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臑。傅之尻上，用药缝裹，始得再生，及行戍东粤，徙步过岭，血犹涔涔下也。”“最毒”者邹元标的痛苦则伴随其后半生，“每遇天阴，骨间辄隐隐作痛。以故晚年不能深揖。”〔21〕《静志居诗话》也说：“先生总揽西台，入朝而踬。御史前纠失仪，先文恪公进言曰：‘元标在先朝直言受杖，至今余痛未除也’。”〔22〕《慧因室杂缀》还提到了一则轶事：“明季顾宪成先生蹇谔不阿，以言事忤旨受廷杖。比曳出，已血肉模糊，奄奄一息。门人海忠介瑞伺于朝堂外，见状，急刲活羊一口，裹附公身，百方调护，幸得不死。而自此羊毛参戎，遍于肌体矣。公无锡人，迄今数百年，凤光桥下顾姓，凡属公之嫡派，其身上必有白毛一簇以为标记。予数闻此说，近年寓无锡，获与顾姓交，亲询验之，不爽也。”〔23〕虽然这件事的真实性有待查证，但廷杖对其及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肯定的。可见，即使受杖者事先做足准备，非死即伤也是必然结果。但明朝皇帝这种视大臣如草芥的酷刑，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官员非但没有因此望而却步，噤若寒蝉，反之，不少原本默默无闻的官员，因为廷杖一举成名，“直声震天下”，所谓“罚最重者，名亦最高”〔24〕。二廷杖的发展大致分三个时期：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太祖朱元璋是廷杖的始作俑者。洪武八年（1375），刑部侍郎茹太素“陈实务累万言”，“文词太多”且“言多忤触”，被“杖于朝”〔25〕。此后永嘉侯朱亮祖多行不法，皇帝“怒而鞭之”〔26〕，工部尚书薛祥也受株连杖死。但严格说来，洪武朝受廷杖者仅茹太素一人而已。惠帝、成祖、仁宗、宣宗时期虽无廷杖，但洪熙元年（1425），侍读李文忠上书得罪，仁宗“命金瓜士扑之，凡十七瓜而肋断”〔27〕，宣德三年（1428），皇帝“怒御史严鼎、何杰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28〕荷校、瓜扑都属折辱刑罚，效果较之廷杖“刑之轻而辱之小者也”〔29〕，故《明史》三者并论且说自此“殿陛行杖习为故事”〔30〕。景泰四年（1453）太子薨，翌年礼部郎中张纶、御史钟同请更立太子，下锦衣卫狱，后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请，廷杖八十，“并杖张纶、钟同于狱”〔31〕。英宗复辟，商辂、萧镃被“廷杖除名”〔32〕。总体来说，前期皇帝对大臣体面还留有余地，杖刑只是偶一行之，且施杖本意只是树立君王威信，以儆效尤，没有形成常例。中期以后，廷杖开始泛滥，不仅用刑之频前所未有，量刑之重也令人瞠目，廷杖俨然成了以封建帝王为首的统治阶级上层遏制朝臣言论、发泄个人情绪的一种惯用手段。据《明史》统计，宪宗朝施用廷杖 9 次，受杖人次 70 余，受杖者均为科道官或翰林部曹。其无过或小过被杖，既是宪宗朝“妇寺之祸”、皇帝“好方术”导致的恶果，也反映了他们人微言轻，动辄得咎的**地位。孝宗是明代少有的能够做到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皇帝，廷杖一度寝用。武宗继位，廷杖又起。先是五官监侯杨源，吏科给事中何绍正，给事中艾洪等 24 人得罪宦官，遭刘瑾矫旨廷杖。正德十三年（1518），武宗微服巡幸晋阳，守城官员闭门不纳，布政司吏何麟受杖〔33〕。次年，皇帝又因为出游被阻，先后两次杖责群臣 146 人，死 11 人。规模之庞大，用刑之狠毒，历史空前，故史书有“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尤甚”〔34〕的说法。但笔者认为，后继者世宗在廷杖方面的“成就”不输武宗。世宗第一次用杖就声震阙廷。“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聚哭左顺门，帝大怒，杖五品以下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35〕。“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在位“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36〕。穆宗朝廷杖也时有发生。隆庆二年（1568），给事中石星；三年，尚宝司丞郑履淳，监察御史詹仰庇；四年，给事中李己等，皆因切谏时政先后被杖。神宗沖龄践祚，首辅张居正当权，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及进士邹元标五人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先后被杖。后期，帝王对廷杖不再热衷，但也没有完全放弃。神宗素有“宽仁”之名，“然廷杖一事屡见之……丙戍年卢礼部（洪春）以修省疏忤旨得杖。至戊子给事李沂论厂珰张鲸得杖。壬辰春则孟给事（养浩）请建储杖一百。又数年，庚子，而王给事（德完）请厚中宫，亦杖一百。”〔37〕熹宗朝魏忠贤擅政，“太监王体乾奉敕，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阙廷震动，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杖。”〔38〕思宗即位，廷杖再现。崇祯元年（1628），兵部郎中王守履失职被杖；翌年，郎中徐元嘏因狱囚破械事件受杖；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谢学龙又因故被杖 80〔39〕。综上所述，廷杖与明朝如影随形近 300 年，从太祖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时期还时有发生，严格说来，大明 16 帝，除却惠帝、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光宗外，均有廷杖大臣的记录，由此看来，明朝帝王确实对廷杖已成嗜痂之癖。三廷杖是古代酷刑之一，能够和明朝国运相始终与统治者“重刑治吏”的封建专制治国理念密不可分，后者是廷杖产生和延续的根源所在。朱元璋出身寒微，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天下，为保江山永固，殚精竭虑。采用重刑，一则元末廊庙蠹朽，贪腐成风，吏治窳败，民不聊生，不用重典，不足以修明军政；二则太子朱标性情仁弱，倘朱元璋驾鹤西去，文臣武将功高盖主，定难驾驭，为绝后患，太祖欲将之铲除殆尽。在此背景下，《明律》、《大诰》四篇相继出台，较之前代，刑罚多而量刑重，如官吏贪污六十两以上就要被斩首示众，还有剥皮实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等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40〕。太祖即位伊始，尚能接受“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的观念，并不提倡折辱大臣。“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始此”〔41〕。洪武八年（1375），太祖说：“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缺”〔42〕，鼓励大臣言事。但同年对茹太素首开廷杖之刑，此后用刑愈加刚猛。十三年，胡蓝狱起，前后 14年，被杀者 45 000 余人；十五年后又连续发生空印案、郭桓案，被杀者七、八万人。这两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无不在昭示着明初“治吏”的严酷。太祖不但本人热衷“重典”，还要求后世子孙踵而行之。他在《祖训》中说：“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43〕在其影响下，终明一朝都在遵循“重刑治吏”理念。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武官员，不仅杀害了不肯为其起草登基诏书的方孝孺及其九族，甚至连他的朋友、门生也不放过，“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其他如齐泰、黄子澄、景清等也“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44〕。“重刑治吏”在建国初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如整肃吏治，安抚民心，稳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但也导致了诸多隐患，如对地方官吏诛戮过多，造成官僚队伍不稳定，官吏在位只图自保，难有所作为等，同时也引发了君臣之间的猜忌和对立，这些弊病在明中晚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思宗本是一位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过于刚愎自用，“以重典绳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45〕他本想以重典“逼人趋事赴功”，但适得其反，诸臣为了“躲得法去”，“一齐委屈规避”〔46〕，“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47〕。这也正好为“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48〕，而明朝仍逃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作了最好的注解。四廷臣因言受杖无非是得罪皇帝、宦官和权臣，而宦官和权臣只有在得到皇帝的默许或纵容下，才能够为所欲为，所以归根结底，廷杖反映的是皇权和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也可以说是皇帝与士大夫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暴力形式。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形态，明朝更是处处以程朱言论为金科玉律，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士大夫，自然而然成为**的中坚。对于士人，太祖是有清醒认识的。蒙元出塞后，“中国**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但**是离不开读书人的，中国“所谓传统**，便是一种士大夫的**。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改变，于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于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慴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49〕为更好驾驭士人，成祖加强了监察体制。他以制度形式赋予大臣言事的权力，即便发现皇帝“所行有未合理, 亦当直谏”，“勿有所顾避”〔50〕；“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凡政事得失, 军民利病, 皆得直言无避〔51〕；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分查六部之事而纠其弊误”，“凡政令得失, 军民休戚, 百官邪恶, 皆得言之”〔52〕。在体制保障下，所有官员，包括皇帝在内都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中。明代中期以降，皇帝多贪图逸乐、不恤国事，而士大夫阶层则逐渐成熟壮大，与王室冲突日益加剧。皇帝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自然希望宸衷独断、随心所欲，而士大夫利用手中的监察权，对皇帝违背朝家纲常的言行予以谏阻。他们多半以忠臣自居，抱着文死谏，武死战的理想疏谏，或者个人独奏，或者联名上书，或者“诸曹连疏入”，如果不能使君王有所匡正，还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如武宗南巡，“诸曹连章迭谏”，“哭声徹禁掖”〔53〕，“金吾卫都指挥张英自刃以谏”〔54〕；世宗“欲尊崇本生”，大臣舒芬等“连章极谏”，“复偕同官杨慎等伏左顺门哭争”，“撼门哭”〔55〕等，一副视死如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皇帝既不甘心被掣肘，又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惩处这些以“忠君”为己任的下属，于是作为法外刑的廷杖就大行其道。从廷杖本身来看，朝臣似乎是弱势群体，身心俱受蹂躏和摧残，但放在历史长河中，他们不但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同情，“朝绅礼之有若登仙”〔56〕，在士大夫集团的抗疏论救下，他们还有可能因为“有功名教”受到表彰，青史留名。如万历登基后，将“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员人等，因谏止巡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者，该部具奏起取复职，酌量升用。打死者追赠谕祭，仍荫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绝者，一体追赠谕祭，复养亲属。”〔57〕而那些施暴者，境遇与之大相径庭，“明朝几位个性突出的皇帝（如正德、万历等）无不被冠以‘昏君’的称号，至少也是‘离经叛道’”。而那几位曾受皇帝庇护，赖以借廷杖逞一时之气的宦官和权臣更是无一善终，刘瑾固不足论，如张居正这样的治世能臣，身后也是被削名抄家，子弟或被凌虐死，或遣烟瘴地。当然，廷杖只是其落得悲惨下场的因由之一，更深刻的原因是，其生前倡导的改革，触动了士大夫集团的利益，“也就必然会遭到他所领导的官僚集团的抛弃和清算”〔58〕。五明代的文官制度虽然高度发展，但其痼疾也正是导致廷杖泛滥的重要原因。从官员选拔来说，明代官员（尤其是要职）多来自科举，读书人由考选进入仕途，固然改变了汉代以来士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扩大了统治基础，其弊病也不容忽视。赵宋以来，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科考范围非常狭隘，迨至明代更是只从四书、经义中选择，成化以后，经义渐渐流为八股，形式呆板，内容空洞。于是“士子专读时义，一题必有坊刻”，“举天下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无知如童子”，甚至出现了“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体偏旁者”的现象，顾炎武曾发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的感叹，因此“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59〕。明代的科考，虽也选拔了诸如于谦、张居正、高拱、申时行等能臣干将，但是与庞大的官僚队伍相比，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孟森说廷杖是皇帝“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60〕，一语道破明季君臣争执的焦点不是什么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只是意气之争。许多官员空有满腹经纶而缺乏匡国济世之才，拘泥纠结于教条礼法，不能审时度势。拿“争大礼”来说，世宗尊崇亲生父母，本人之常情，且有前朝成例可循。但因为宋儒程颐讲过：“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61〕，他的追随者们就奉之为圭臬，还拿出“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62〕的卫道者架势，逼皇帝就范。结果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如神宗朝谏止张居正“夺情”，事情也并不复杂。皇帝年幼，张居正位居首辅重任在肩，加之其所倡导的万历新政正在进行中，站在国家角度讲，夺情未必不是好事。但是偏有食古不化的官员抱着祖宗教条不放，认为“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63〕将夺情提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危言耸听之余，还对张居正进行人身攻击，不回乡守制，就是“不孝”、“贪位”之徒，甚至詈其为“禽兽”〔64〕。在这风口浪尖，为了避免朝议愈演愈烈，皇帝不得不下令廷杖首当其冲者。明代官员缺乏**策略和技巧在廷杖事件中也表现的极为突出。景泰四年，景帝好不容易让儿子朱见济入主东宫，但天不遂人愿，新太子不久撒手人寰。痛失爱子，又是独子，景帝悲伤可想而知。但是廷臣却不体谅他的痛楚，不出半年，吏部郎中张纶等就上疏要求更立太子，还说“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65〕，摆明了讽刺朱见济没有当皇帝的命，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无疑让景帝怒火中烧，愤恨不已，遭受廷杖也算咎由自取。再如东林党人文震孟，自负刚直。在天启年间的一份奏疏中公然写道：“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66〕，无论言者用意如何，把皇帝与“傀儡登场”联系在一起，无疑是对至尊皇权的侮辱和挑衅，其惨遭廷杖在所难免。明代文官制度虽然鼓励风发言事，“谏臣之设，明世最多，故章奏亦最多”〔67〕，但缺少必要的监察机制，使得官员进谏内容没有限制，上至国家大政，下至宫闱琐事，均可以任意说来，即使有的内容偏激夸张，甚至只是扑风捉影，小道消息，皇帝也找不到一个有法可循的惩戒方式，这也是廷杖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明代官员进谏，公忠体国者少，追名逐利者多。究其原因，固然由其所在**体制所决定，但前文已经提到，明代廷臣进谏虽可能使得身心受到巨创，可是“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仰慕”〔68〕，“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69〕，也因此出现了“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之“一时习气”〔70〕。再者，明代选拔人才，不拘资格，尤其是言官，“位虽低而权重”〔71〕，升迁远比其他部门官员迅速，一旦疏谏成功，就可能受到重用，飞黄腾达。像宣宗朝林硕“前为御史, 官七品。今擢按察使, 官三品”〔72〕，嘉靖朝夏言更是“去谏官未浃岁, 拜六卿”〔73〕。幸进之心促使许多读书人有勇气批龙鳞，逆圣听。万历朝大学士许国曾愤慨说道：“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74〕有的皇帝也知道臣下进谏动机不纯，像神宗“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75〕，中后期“益厌言者，疏多留中”，不给其“讪君卖直”的机会，廷杖也一度“寝不用”〔76〕。此外，文人入仕，本身就“好持异论, 务为高名,常常在一些**争论中各执己见, 争论不休”〔77〕，缺乏制度的管理和疏导，就会产生挟私抱怨，党同伐异的现象。“崇祯一代，钱谦益、周延儒的相争，周延儒、温体仁的相倾，袁崇焕的被戮，郑鄤的获罪，姜埰、熊开元的廷杖”〔78〕，“而致于以议论误国”〔79〕。像熊开元，“（崇祯）十三年迁行人司副”，“以淹久，颇觖望。会光禄丞缺，开元诣首辅周延儒，述己困顿状。延儒适以他事，辄命驾出；开元大愠”〔80〕，遂弹劾周延儒，不仅导致了政局的动荡，也败坏了**风气，皇帝对之施用廷杖也是权宜之计使然。可以说，明代廷杖泛滥固然根源于“重刑治吏”思想，反映了皇权和文官集团的对立，也与文官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密切关系。廷杖问题，不仅显现了明代皇权治国思想的转变，文官及其所属集团在廷杖前后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舆论对此的态度，都为我们认识明代**提供了一扇窗口。